甫到达上海，他将主持召开本年度的执委会代表大会，由于距离有近有远，加上路上突发状况，各国的成员都是陆陆续续到达，比较远的来一趟要好几个月之久，先到的都安排进了革命干部训练班，这个训练班将成为一个常设机构，专门对各国的共产党干部进行培训。

    培训什么？

    革命理论、游击战术、政权组织形式。

    既然是我党开办的，自然教的都是主席总结的那些理论，“农村包围城市、武装夺取政权”成为共产国际现阶段的指导性纲领，将在大会上表决，并写进正式文件中，这就是轮值主席国的好处，我党将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者，有权力制定规则。

    当然，这些理论都是经过了长期的实践，在广大国际党员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，这次大会，将彻底摒弃过去共产国际执行的那一套冒险主义理论，也不再鼓励各国共产党参与议会选举，看似左，实则更为扎实，关键在于，华夏共产党以铁一般的事实告诉他们，这套理论要远比苏联的十月革命更让人看到希望。

    我们首先承认敌人的强大，其次，我们将以不懈的努力、坚决斗争和流血牺牲，来争取最后的胜利。

    随着会议日期的临近，一些代表陆续到达，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，也是行踪比较曲折的，要属德国共产党总书记恩斯特.台尔曼的到达，因为他是从纳粹的集中营里被放出来的，为了解救他和一批德共党员，苏联方面付出了异常高昂的代价。

    整整一千支20万单位的青霉素粉剂（兽用）。

    第一千零三十九章 武装斗争该怎么搞？（1）

    与洛甫同机抵达上海的除了苏联代表团，还有一个重量级人物，共产国际上一轮执委会主席保加利亚共产党人格奥尔基 迪米特罗夫 季米特洛夫 （Georgi Dimitrov Mikhailov）。

    59岁的季米特洛夫是华夏人民的老朋友，在他主持共产国际的5年期间，也是我党发展最为蓬勃的时候，当然，其中出现的问题和路线错识，并不能由他一个人来承担，主要原因还是共产国际对于华夏革命道路的选择有分歧，后来当证明只有主席的理论才走得通时，他力主承认并通过决议，确立了主席在党的核心地位，这是非常重要的组织程序，因为当时的党，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。

    总得来说，此人是一个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共产党员，思想并不僵化，容易听取意见，我党对他的评价颇高，很多领导人都视其为导师。

    卸任执委会主席之后，他依然是主席团成员，回到祖国保加利亚，领导那里的共产主义运动，他的梦想是建立一个大巴尔干社会主义国家联盟，就像苏联那样，形成一个有战斗力的欧洲赤色国家，以分担苏联的面临的压力，而苏联则认为他与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一样，是打算脱离苏联的掌控，目前双方产生的分歧已经上升到了路线问题，需要共产国际这个指导机构来协调。

    不得不说，当苏联一家独大的时候，霸权主义和“老子党”的作风几乎是无法避免的。

    此时，49岁的铁托接任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才三年多一点，还没有那么大的威望，却得到了我党的看重，让他本人都有些措手不及。

    “巴尔干地区，是欧洲腹地，德意法西斯的侧翼，具有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，地形又以山地为主，是打游击战、运动战的好地方，如果有一个坚强的领导者，带出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，一定可以给予法西斯和帝国主义敌人以重大打击。”

    我党具有丰富的山地游击战经验，给他们讲课的高敬亭在大别山区坚持了五年多的游击战争，队伍不光没有减少，反而越来越发展壮大，后来成立新四军，4支队一支部队几乎贡献了三分之一的力量，这样的经历，怎么不让人感佩。

    “我们的大别山革命根据地位于敌人的重要城市的包围当中，华夏的地理中心，敌人一次性派兵围剿至少也是十万以上，而我们最多的时候，没到过五千人，不能再扩红了，老百姓家里已经几乎没有男丁，到了最后那两年，国府越来越疯狂，他们干的事情，比后来的鬼子还要狠，为的就是打击我们的群众基础，没有群众的基础，一支队伍在山里是很难生存的。”

    另一位讲课的教官是来自抗联的高级干部周葆中，他举的例子更加残酷，斗争环境也更加恶劣。

    “高敬亭同志说得所有困难，我们在东北都遇到了，而且还有过之而无不及，鬼子为了封锁我们，不惜把分散的村子集中起来，修起围墙、炮楼，将百姓圈在里面，无法与我们接触，我们只能在山上扎营，没有粮食就自己种，没有武器、伤药、被服，都要自己克服，在艰苦的斗争中，很多同志牺牲了，还有一些叛变了，抗联的力量遭受了重大损失，但是我们的火种一直没有熄灭，我们学会